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普通武侠小说的复仇模式都落入俗套，陷入“仇杀——孩子——练成武功——复仇——杀死仇人”的模式中，但金庸的《天龙八部》复仇模式多样化，除了恶有恶报之外，还超越了以往武侠小说的固定模式，融入了佛教的色彩，“冤冤相报何时了”，最终让仇恨消融在宽恕中。

康敏的复仇模式属于“爱而不得——毁灭对方——自己被杀”，属于恶有恶报型。康敏对自己的美貌很自信，普通男人都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唯独乔峰视而不见，为了报复萧峰，出卖自己的肉体并设计杀死自己的丈夫嫁祸给乔峰，并揭秘乔峰是契丹血统，把乔峰赶出丐帮，名誉扫地。康敏爱而不得既生恨，然而毁灭她，康敏下场很惨烈，被阿紫毁容折磨而死，康敏的复仇属于女人对爱情的自私。

叶二娘和黄夫人的复仇模式是一样的，“自己创伤——真凶不明——将创伤复制给他人”叶二娘失去了自己的孩子，就要经常抓别人的孩子来玩耍，玩腻之后就把婴儿摔死，也让别人陷入自己的痛苦中。叶二娘的儿子被人掳走，但寻不到真凶是谁，以为自己的儿子已死，于是将这种痛苦复制给其他家庭，将孩子视作玩物，然后弄死，真真是第一大恶人，人性之恶到了极点。但是当她得知她的孩子完好无埙地长大了，还成了逍遥派和灵鹫宫的主人，却在相认几个时辰后殉情而死。黄夫人爱段王爷，但段王爷已有正室，黄夫人逼段王爷杀自己的妻子和黄夫人共度余生，但段王爷不肯。黄夫人在发现陌生女子和自己的遭遇一样，就强行将别人的正室杀死，逼男子与情人拜堂。叶二娘和黄夫人的创伤无法抚平，于是将自己的痛苦或意愿施加到陌生人身上，以图发泄仇恨的苦闷，最终仇恨占据了她们大半生。

乔峰“父被杀——得知真相——残忍复仇——反思汉辽战争——以生命阻止战争”，乔峰得知自己是契丹人后，并得知自己的父亲母亲为中原人带头大哥所害，于是不断地追寻带头大哥的下落，在追寻的过程中误杀许多人，特别是一人聚贤庄，杀死了许多中原人士，场面十分残忍，乔峰此时乃是迫不得已，但让完全颠覆了以往的他，最后终于找到父亲，得知父亲为复仇，杀死自己的养父母、恩师等，陷入痛苦的挣扎中，最后看到父亲与慕容博皈依佛门，仇恨消融在宽恕中，自己也在反思汉辽之间的战争，最后为了维护汉辽之间长久的和平用生命阻止了战争。

萧远山的复仇复仇模式是“被杀妻儿——寻找真凶——复仇——被佛教感化”。原来大仁大义，胸怀磊落，家庭美满，然而被慕容博的奸计所毁，一生为报仇潜伏在少林寺，后来性情大变，倒行逆施起来。种种行事极其恐怖，与当日之仁义侠胆真是截然相反。最后，萧远山和慕容博同时出现，当日雁门关的情仇恩怨，翻出老账，重新清算。真正的罪恶之源头，原来在于慕容博。而这个时候，萧远山已经杀死了桥三槐夫妇，谭公谭婆，单正一家，少林寺玄苦，赵钱孙这些人，而这些人要么是当年参加雁门关狙杀萧远山一家的江湖人士，最后无名僧让萧远山成功报仇，一掌击死慕容博，然而成功复仇后，萧远山却陷入人生的迷茫，数十年的支撑是复仇，可一旦复仇成功后，却没有手刃仇人的快感。最后无名僧感化了萧远山和慕容博，两位昔日的仇人放下屠刀皈依佛门。

段延庆的复仇模式是“王孙落难——失王位——复仇——被爱情感化”，王孙落魄，王位已逝，自己残疾并沦落为叫花子，为复仇忍辱负重习得一身高强武功，想要夺回大理王国，然而再准备杀死大理王国唯一的继承人段誉时，段誉的母亲刀白凤却说‘天龙寺外、菩提树下、花子邋遢、观音长发’，原来刀白凤当年为了报复丈夫段正淳出轨献身给当时濒临绝望的延庆太子，让延庆太子重新燃起生命的希望，于是段延庆虽没有成功复仇夺回王位，可是他的儿子成了大理唯一的继承人，此时刀白凤夹着爱情的复仇成功消磨了段延庆的仇恨，爱情以强大的力量消磨了权利的复仇，最终权利的欲望被爱情磨灭了。

教师总结：

过去传统的武侠小说对于复仇形态的描写更多的是“快意恩仇”，大肆书写成功复仇后的快感，这种复仇方式往往是极其血腥的场面，不但杀死仇人，甚至残杀无辜，然而金庸的武侠小说和大仲马的《基督山伯爵》都超越了“快意恩仇”的写法。

大仲马处在法国的19世纪，而金庸则比大仲马晚了一个世纪，他主要生活在20世纪的香港，金庸说他最喜欢的作家是大仲马，他的风格也是追随大仲马的，但金庸的作品更多地反映了中国的思想文化。《天龙八部》中的复仇已经超越了民族仇恨、个人仇恨，更多的是爱、和平、宽容，体现了佛学的色彩，大仲马《基督山伯爵》主人公唐太斯复仇中并没有用杀害的方式，而是用合情合理的金钱、智慧、法律手段来惩罚仇人，在这复仇过程中伸张正义，揭露仇人的恶劣行径，复仇已经超越了仇恨，体现了正义、宽容、爱。

西方社会更崇尚个人价值，在《基督山伯爵》中反复地写唐戴斯在复仇过程中个人的思考与权衡，最后发现通过肉体的摧毁并不是他想要的，他反复思考复仇的正义性以及复仇方式的分寸，人性中的正义、善良超越了仇恨。此外，天主教精神对唐戴斯的影响非常深远，上帝指引唐戴斯走出困境，上帝赋予唐戴斯复仇的权利，但上帝也推崇爱与宽容，因而唐戴斯的复仇除了尊重个体之外还有尊重上帝，西方宗教中博爱、宽恕消融了人们的仇恨。西方社会注重个体、真理、法制，大仲马笔下的唐戴斯最后用最合理的方式复仇，用法律手段揭露了仇人的种种恶行，从而让利用利用不正当手段谋取私利的仇人身败名裂，从精神上彻底摧毁仇人。

金庸生活的香港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金庸既受到大仲马的影响，更重要是受中国传统文化儒道佛思想的影响。金庸自幼在祖母的影响下接触佛教，《天龙八部》引自佛经，金庸否定康敏的复仇模式，以佛教思想的宽容消除萧远山的仇恨，让萧远山和慕容博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冤冤相报何时了”更是对佛教思想因果论的升华。乔峰用生命换来长久的汉辽和平，充分体现了儒家思想中的杀身成仁，以儒家大侠的仁爱思想消除了汉辽之间的仇恨。叶二娘的仇恨的解脱方式是儿子虚竹安好，虚竹 破除戒律，逍遥自得，超脱尘世，叶二娘的仇恨似乎也在道家的超脱中随风而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