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课宽博朴厚开张雍容--隶书知识与赏析》新课标优质课教案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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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课前准备：多媒体课件制作

（二） 组织教学 ：提问学生对隶书的认识

（三）一： 导入新课：

1、“隶书视频”引入本课

2、深入讲解隶书的由来和发展

3、重点讲解汉隶的特点

4、重要碑帖欣赏

《曹全碑》与《张迁碑》，进行对比欣赏，挖掘各自艺术特征。《曹》重书写感；《张》重刀刻石的原始、古朴感。《石门颂》、《乙瑛碑》、《礼器碑》、等节选图片欣赏。

（四）讨论练习： 说说你喜欢哪种风格的隶书并说明理由？（讨论）

练习把自己的名字用隶书的结体用笔特点尝试书写出来。（练习实践）?

识记隶书特征口诀。

三、教学内容资料（一）作品分析 为了帮助学生更好地学习和欣赏隶书，本课选用了相当数量的隶书佳作。它们或为碑刻或为墨迹，大体上显示出了隶书的发展脉络，展示了隶书的艺术特点。引导学生赏析这些隶书佳作，有助于培养他们对隶书观赏和临习的兴趣，使他们更加热爱我国的传统文化。

甘谷汉简（局部）东汉《甘谷汉简》1971年底出土于甘肃省甘谷县的东汉墓中，现藏于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共计23枚。这些木简长23厘米，宽26厘米，松木质地。每枚木简书字两行，文辞前后连贯，其内容是当时的官方文书。这些木简写于东汉桓帝延熹元年（公元158年）。其书写者应该是当时的令史、书佐之类的人。《甘谷汉简》字字波磔分明、笔力刚健，每个字都结构紧凑，而主笔又往往伸得很长，因而两行字看上去似乎相互穿插。《甘谷汉简》中的字虽写得不大，但却给人以飘逸的美感。刘熊碑（局部）东汉此碑原在河南省延津县，原石久残，碑阴残石现藏河南省延津县文化馆。《刘熊碑》，隶书，无书年月。中唐诗人王建有题《刘熊碑》诗一首：“苍苔满字土埋龟，风雨销磨绝妙词。不向《图经》中旧见，无人知是蔡邕碑。”此碑书风与《礼器碑》相近，但没有证据表明此隶书出自蔡邕之手。北魏郦道元《水经注》、北宋欧阳修《集古录》等都有此碑的记录，南宋洪适在《隶释》中详细记载了其碑文。传世的全拓本《刘熊碑》计有2件：一是清末刘鹗旧藏本，二是范懋政旧藏本。它们现分别收藏于中国国家博物馆和故宫博物院。李业阙东汉李业阙建成于东汉建武十二年（公元36年），是目前发现的年代最早的汉阙。该阙立于四川省莘潼县，原在县南门外李节士祠中，上世纪60年代移至祠外，建亭予以保护。该阙今仅存其身，形似碑碣。阙高250厘米，宽100厘米。《李业阙》点画精到，粗细变化不大；结字宽博雄伟，字距、行距都比较接近，是已经成熟的汉隶。韩仁铭（局部）东汉此碑立于东汉熹平四年（公元175年），金哀宗正大五年（公元1228年）荥阳令李天翼发现此碑，现存荥阳县第六中学。此碑今仅存上半截，高228厘米，有字8行，每行17～19字不等。《韩仁铭》书法点画劲健，用笔流畅，结字宽博，字距不大，是成熟的汉隶。张景残碑（局部）东汉此碑又称《张景造土牛碑》，刻于东汉延熹二年（公元159年）。1958年春，河南省南阳市群众在修路时发掘出此碑，1959年该碑移置于南阳市卧龙岗汉碑亭内。此碑碑身四周皆残缺，残碑高125厘米，宽54厘米。碑文共11行，行23字，其中清晰可读的文字有225字。碑文记述的是地方政府同意张景包修土牛等各种设施以免除张家劳役的有关情况。《张景残碑》笔画秀雅温润，粗细均匀；字形宽扁开张，结构严谨；字距较大而行距较小，通篇作品平和舒展，落落大方。《张景残碑》是汉隶中的优秀之作。王舍人碑（局部）东汉此碑立于东汉光和六年（公元183年），1982年出土于山东省平度市侯家村，现存平度市博物馆。此碑上段已残，存石高110厘米，宽78厘米。共有字12行，每行字数不等，清晰可读的字计有200个。《王舍人碑》点画温润，字形宽博，字距、行距都不大，是东汉隶书成熟时期的佳作。韩愈诗轴郑铮ㄇ宕）郑(1622—1693),字汝器，号谷口，上元（今江苏南京）人。郑锸歉鲆缴，终生不仕。他数十年坚持学习汉碑，是清初的隶书名家。郑镆桓脑、明书家从唐人那里学习隶书的习气，开辟了学习隶书直接取法汉碑的崭新风尚，在当时反响很大。郑锏牧ナ椤逗愈诗轴》，纸本，现藏于湖南省博物馆。这件作品，用笔有轻重主次变化，结字方正而不古板，字距较大而行距相对较小，整幅作品富有书卷气息。隶书八言对联万经（清代）万经（1659—1741），字授一，号九沙，浙江鄞县人。康熙年间进士，选庶吉士，授翰林院编修，后罢官回乡。幼承家学，饱读经史，尤好金石，更擅隶书。他的这副隶书八言对联，纸本，现藏于江苏省徐州市博物馆。整幅作品用笔沉稳厚重，结字平和端严，深得汉碑的浑穆朴茂之气。

题跋朱彝尊（清代）朱彝尊（1629—1709），字锡鬯，号竹，浙江秀水（今嘉兴）人。朱彝尊毕生博览群书，学识渊博。作为清初著名的诗人、词人和学者，他五十岁时应博学鸿词科，授翰林院检讨，后罢官归里，潜心著述。朱彝尊平生喜好金石文字之学，于商周秦汉的器物、碑版，无不尽力搜求，并考辨其源流。他这样做的初衷是为自己研究经史，但长久熏修，其书写也出手不凡。他的这件隶书《题跋》，于《曹全碑》得益颇多。整幅作品笔画扎实而又舒展，结体典雅而又灵动，给人以平和古雅、飘逸端秀的美感。石门颂（局部）东汉《石门颂》全称为《故司隶校尉楗为杨君颂》，亦称《杨孟文颂》。摩崖隶书。高327厘米，宽254厘米。全文22行，行30或31字不等。《石门颂》刻于东汉建和二年（公元148年），原在陕西褒城县东北褒斜谷石门崖壁，20世纪60年代，该地修建大型水库，所以此刻石便被移置于汉中博物馆。《石门颂》文辞为汉中太守王升所撰，其内容是称颂故司隶校尉杨孟文开凿石门通道、便利交通的事迹。《石门颂》用笔放纵，有草书情趣，一向有“隶中草书”的美称；结字大小不一、洒落自然，毫无雕琢造作之感；字字纵横挺拔、气势开张，字里行间多有篆意。清代张祖翼说过这样的话：“三百年来习汉碑者不知凡几，竟无人学《石门颂》者，盖其雄厚奔放之气，胆怯者不敢学，力弱者不能学也。”杨守敬在《评碑记》中这样说：“其行笔真如野鹤闲鸥，飘飘欲仙，六朝疏秀一派皆从此出。”康有为认为，《石门颂》“劲挺有姿，与《开通褒斜道》疏密不齐，皆具深趣。”乙瑛碑（局部）东汉《乙瑛碑》全称为《汉鲁相乙瑛置百石卒史碑》，又称《汉鲁相请置百石卒史碑》、《孔碑》。东汉永兴元年（公元153年）立。碑在今山东省曲阜市孔庙大成殿东庑，南向而立。碑高260厘米，宽129厘米。计有字18行，每行40字。碑末有北宋人楷书题字：“后汉钟太尉书。宋嘉祐七年张稚圭按图题记”。北宋欧阳修《集古录》云：“汉碑在者多磨灭，此幸完可读，录之以见汉制三公奏事如此，与群臣上尚书者小异也，又见汉祠孔子其礼如此。”南宋洪适《隶释》云：“予家所藏石刻，可以见汉代文书之式者，有《史晨祠孔庙碑》、《樊豫复华租碑》、《太常耽无极山碑》，与此而四。此一碑之中，凡有三式：三公奏于天子，一也；朝廷下郡国，二也；郡国上朝廷，三也。”清代方朔这样评价此碑：“字之方正沉厚亦足以称宗庙之美、百官之富。王林太守称‘雄古’，翁覃溪阁学谓为‘骨肉匀适，情文流畅’，汉隶之最可师法者，不虚也。”杨守敬在《评碑记》中则认为“是碑隶法实佳，翁覃溪云：‘骨肉匀适，情文流畅’，诚非溢美；但其波折已开唐人庸俗一路，史惟则、梁升卿诸人未必不从此出，或以比《礼器》，则过誉矣。”可谓见仁见智。临写《乙瑛碑》，自然应该取其妙处而避其甜俗，才算得法。

礼器碑（局部）东汉《礼器碑》全称是《汉鲁相韩敕造孔庙礼器碑》，亦称《韩明府孔子庙碑》、《鲁相韩敕复颜氏繇发碑》、《韩敕碑》等。东汉永寿二年（公元156年）立。碑今存山东省曲阜市孔庙。碑阳16行，每行36字；碑阴3列，每列17行；碑左侧3列，每列4行；碑右侧4列，每列4行。碑文内容是赞颂韩敕修饰孔庙、制造礼器的事迹。碑阴、碑侧则记载了当时资助立碑的官吏姓名及其捐资情况。《礼器碑》书法历来被认为是隶书极则。郭宗昌《金石史》这样评价此碑：“其字画之妙，非笔非手，古雅无前，若得神助，弗由人造，所谓‘星流电转，纤逾植发’尚未足形容也。汉诸碑结体命意皆可仿佛，独此碑如河汉，可望不可接也。”清人王澍则说：“书到熟来，自然生变，此碑无字不变。‘鲁’字、‘百’字，不知多少，莫有同者。此碑无意于变，只是熟故。若未熟便有意求变，所以数便辄穷。吾以《孔》、《韩敕》、《史晨》三碑，举似学者，以为遒古莫如《孔》，清超莫如《韩敕》，肃括莫如《史晨》，三碑足以概汉隶。其实，《孔》、《史晨》二碑，皆各就一篇，而诣其极。唯《韩敕》无美不备，以为清超，却又遒劲；以为遒劲，却又肃括。自有分隶来，莫有超妙如此碑者。则此碑实足并有《孔》、《史晨》之胜，千变万化而不矩，更非《孔》、《史晨》所能尽。”杨守敬《评碑记》云：“汉隶如《开通褒斜道》、《杨君石门颂》之类，以性情胜者也；《景君》、《鲁峻》、《封龙山》之类，以形质胜者也；兼之者惟推此碑。要而论之，寓奇险于平正，寓疏秀于严密，所以难也。”前人的评价真可谓推崇备至。不过此碑也确实如此。西岳华山庙碑（局部）东汉《西岳华山庙碑》，简称《华山碑》。碑高254厘米，宽119厘米。计有文字22行，每行37字。碑额题有篆书“西岳华山庙碑”6字。此碑原在陕西华阴西岳庙中，明初尚存，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毁于地震。清人顾炎武《金石文字记》记载：“嘉靖三十四年地震碑毁。”清人翁方纲在《两汉金石记》中这样说：“今华岳庙中……《刘升碑》有明河滨李楷叔则题云：‘地震后，古碑大为俗人所损，所存于庙者寥寥数种耳。’据此，则是碑毁于地震之说，盖为可信。”在嘉靖地震之前，《华山碑》传世的拓本仅有三本，清人阮元《商邱本跋》记载：“海内《华山碑》三本，商邱本最前，故字全。四明本次之，山史本又次之，皆缺百字矣。” 商邱本是宋人所拓，据说现为日本人所收藏；四明本据说在台湾；山史本今藏故宫博物院。又有《华山碑》原拓共有四本的说法，另一本是玲珑山本，据说目前被香港人收藏。应当说，《华山碑》是最优秀的汉碑之一，人们对它的评价向来很高。清人朱彝尊说过：“汉隶凡三种：一种方整，一种流丽，一种奇古。惟延熹《华岳碑》正变乖合，靡所不有，兼三者之长，当为汉隶第一品。”清人方朔更是赞赏有加：“字字起棱，笔笔如涛，意包千古，势压三峰，竹老人谓为汉隶第一，不自禁其惊心动魄也，良无欺哉。”晚清刘熙载又说：“磅礴郁积，淋漓顿挫，意味犹不可穷极。”不过，也有人认为，《华山碑》时或肉胜，乃是隋唐隶书的始作俑者。

曹全碑（局部）东汉《曹全碑》全称《汉ぱ袅畈苋碑》，东汉中平二年（公元185年）10月立。明朝万历初年出土于陕西省ぱ粝兀ń窈涎粝兀┹防锎澹后移入ぱ粝乜酌恚1956年再移入西安碑林。此碑初出土时犹字字清晰如新，清康熙年间中有断裂，不过大多数字依然保存完好。碑阳隶书20行，每行45字；碑阴5列：第一列1行，第二列26行，第三列5行，第四列17行，第五列4行。此碑内容系王敞等人歌颂曹全“功德”的，文中宣扬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道德观念。《曹全碑》是汉碑中的优秀代表作之一，以风格典雅秀丽和结体匀整而著称于世，在现有汉碑中，是保存字数较多的一通碑刻。清人万经认为，《曹全碑》“秀美飞动，不束缚，不驰骤，洵神品也”。清人孙承泽评价此碑“字法遒秀逸致，翩翩与《礼器碑》前后辉映，汉石中之至宝也”。清人朱履贞云：“惟碑阴五十余行，……不及碑文之整饬，而潇散自逸，别具风格，非后人所能仿佛于万一。”清人方朔认为“此碑波磔不异《乙瑛》，而沉酣跌宕直合《韩敕》。正文与阴侧为一手，上接《石鼓》，旁通章草，下开魏、齐、周、隋及欧、褚诸家楷法，实为千古书家一大关键。不解篆籀者，不能学此书，不善真草者，亦不能学此书也。”而杨守敬又这样评价《曹全碑》：“前人多称其书法之佳，至比之《韩敕》、《娄寿》，恐非其伦。尝以质之孺初，孺初曰：‘分书之有《曹全》，犹真、行之有赵、董’。可谓知言。”史晨碑（局部）东汉《史晨碑》系两碑并刻于一石。碑阳刻《鲁相史晨祀孔子奏铭》，亦称《史晨前碑》；碑阴刻《鲁相史晨飨孔子庙碑》，亦称《史晨后碑》。前碑刻于东汉建宁二年（公元169年），后碑刻于东汉建宁元年（公元168年）。此碑现藏山东省曲阜孔庙。碑高231厘米，宽112厘米，前碑隶书17行，每行36字；后碑隶书14行，每行36字（第9行、第11行各35字）。前后碑风格一致，当是一人手笔。清代毕沅《山左金石志》记载：“此碑下一层字嵌置趺眼，向来拓本难于句读，自乾隆己酉冬，何梦华将趺眼有字处凿开，从此全文复显。”《史晨碑》是著名汉碑之一，前人对此多有赞誉。清万经认为，《史晨碑》“修饰紧密，矩度森然，如程不识之师，步伍整齐，凛不可犯。其品格当在《卒史》、《韩敕》之右。”孙承泽评价此碑“字复尔雅超逸，可为百世楷模，汉石之最佳者也”。方朔认为，《史晨碑》“肃括宏深，沉古遒厚，结构与意度皆备，洵为庙堂之品，八分正宗也”。杨守敬《评碑记》云：“昔人谓汉隶不皆佳，而一种古厚之气自不可及，此种是也。”

张迁碑（局部）东汉《张迁碑》全称《汉故谷城长荡阴令张君表颂》，此碑立于东汉中平三年（公元86年），原在山东省东平县，现在藏于山东泰安岱庙。碑高314厘米，宽106厘米。碑文15行，每行42字，碑阴凡3列，上两列各书19行，下列只有3行。张迁为谷城长，多有惠政，后改任荡阴令，故吏韦萌等追念其德，立石记之，这便是《张迁碑》碑文的内容。清初顾炎武曾怀疑此碑系后人重刻，针对顾炎武的说法，杨守敬指出：“此碑端整雅练，剥落之痕亦复天然，的是原石。顾氏善考索而不精鉴赏，故有此说。”杨守敬又说：“篆书体多长，此额独扁，亦一格也。碑阴犹明晰，而其用笔已开魏晋风气，此源始于《西狭颂》，流为黄初三碑（《上尊号奏》、《受禅表》、《孔羡碑》）之折刀头，再变为北魏真书《始平公》等碑。”《张迁碑》用笔以方笔为主，朴拙刚劲，笔力雄健；结体方整而又变化错综。通篇端严朴茂、古拙凝重，因而向来为世人所重。明人王世贞评价此碑：“其书不能工，而典雅饶古趣，终非永嘉以后可及也。”清人孙承泽认为《张迁碑》“书法方整尔雅，汉石中不多见者。”清人方朔则称《张迁碑》“雄厚朴茂”。云梦睡虎地秦简（局部）秦代1975年在湖北省云梦县睡虎地，考古工作者发掘了十二座战国末至秦代的墓葬，并从其中的第11号墓出土了总数多达1150余枚的秦代竹简。这些竹简大多保存完好，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和书法艺术价值。《睡虎地秦简》使我们看到了从战国末期的秦国就开始使用的“古隶”的面目。这种“古隶”是残存着篆意的尚不成熟的隶书。马王堆帛书（局部）西汉1973年，考古工作者在湖南长沙马王堆3号汉墓出土了大批帛书，帛书文字多达12余万，内容极其丰富。这批帛书的书写时间估计在西汉初年，现藏湖南省博物馆。就字体而言，《马王堆帛书》也属于“古隶”。从这些墨迹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文字由篆向隶的渐变过程。《马王堆帛书》与战国秦简一脉相承，但隶化的程度进一步加深了。江陵凤凰山木牍（局部）西汉1973年和1975年，在湖北省江陵纪南城，考古工作者先后出土了6批共计数百枚木牍。这些木牍内容丰富，是研究当时社会生活的极其宝贵的资料。其字体属于西汉初期的隶书，与《马王堆帛书》的风格比较接近。

五凤刻石西汉《五凤刻石》又名《鲁孝王泮池刻石》，西汉五凤二年（公元前56年）刻。金明昌二年（公元1191年）重修孔庙时出土此石，原石现存于山东曲阜孔庙。此石略成方形，刻有隶书3行13字。《五凤刻石》属于古隶，多有篆意，在原本就不多的西汉刻石中显得弥足珍贵。

武威仪礼木简西汉1959年7月出土于甘肃省武威县磨嘴子6号汉墓，共469枚。简长55厘米，宽075厘米。这批木简写于西汉晚期，虽然出于多人之手，但书写风格比较统一，已经是完全成熟的隶书了。《仪礼木简》中的文字，笔画形态变化丰富，字结构比较方正但又不乏变化，每简书字一行，字距较大。《武威仪礼木简》是汉简中的优秀之作，是学习汉简书法艺术的极好范本。莱子侯刻石西汉《莱子侯刻石》又名《天凤刻石》、《莱子侯封田刻石》，刻于王莽天凤三年（公元16年），石在山东省邹城市卧虎山下。乾隆五十七年（公元1792年）被人发现，嘉庆二十二年（公元1817年）被移入孟庙保存。该刻石有文字7行，每行5字，共计35字。《莱子侯刻石》虽仍是古隶，但较之《五凤刻石》，有些字的波画表现得更明显了些，似乎有了更进一步的隶化趋势。《莱子侯刻石》笔画瘦挺如铁，结构奇肆开张，通篇作品大气磅礴、高古脱俗。清人杨守敬这样评价《莱子侯刻石》：“是刻苍劲简质，汉隶之存者为最古，亦为最高。”大吉买山地记东汉《大吉买山地记》又名《建初买山刻石》、《大吉碑》等，因在浙江省会稽（今绍兴市）东南25公里处的跳山，故又称跳山摩崖。《大吉买山地记》刻于东汉建初元年（公元76年），是摩崖刻石，隶书22字。该刻石笔画圆浑苍厚，多有篆意，字大盈尺，是存世的汉代石刻文字中字径最大者，整个刻石给人以雄伟大气、古质朴茂的感觉。二）名词解释1. 隶书隶书萌芽于战国时代。为何称之为隶书呢？东汉班固《艺文志》认为，原因在于隶书原是“徒隶之书”。西晋卫恒认为：“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近人唐兰又说：“这种通俗的、变了面目的、草率的写法，最初只通行于下层社会，统治阶级因为他们是贱民，所以并不认为足以妨碍文字的统一，而只用看不起的态度把它们叫做‘隶书’，徒隶的书。”2. 佐书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叙》记载，新莽时期有六种字体，它们是古文、奇字、篆书、左书、缪篆和鸟虫书。这里的“左书”就是“佐书”。“佐书”其实就是隶书。西晋卫恒认为：“秦既用篆，奏事繁多，篆书难成，即令隶人佐书，曰‘隶字’，汉因行之。”“佐”是辅佐、帮助的意思。之所以叫“佐书”，乃是因为“其法便捷，可以佐助篆所不逮”。（参见段玉裁《说文解字注》）3. 今文字今文字是与古文字相对而言的。所谓“古文字”，从文字学的角度说，一般泛指甲骨文、金文、古帛文和小篆等。与此相对应，人们一般把隶书、草书、行书和楷书称为“今文字”。4. 碑刻碑最早出现于春秋战国时期。当时的碑有石碑也有木碑。西汉时，刻有文字的石碑开始出现。书法史上所说的碑，当然是指刻有文字的碑。这种刻有文字的碑，又称碑刻。如东汉的《礼器碑》、《曹全碑》，唐代的《颜勤礼碑》、《玄秘塔碑》等。在很多时候，人们往往也把古代的刻石、摩崖、墓志等统统称为碑刻。因而可以说，凡是古代的刻有文字的石头，便可以称为碑刻。